张道藩轶事

粟强 洪林

“密电碣”事件

一九二六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广州国民政府派出四名黔籍代表返回贵州筹建办理国民党党务。他们是：盘县人张道藩、瓮安人商文应、黔西人黄宇人、凯里人李益之。

张道藩被任命为指导委员，其它三人为筹备委员。

初春，张道藩等到达贵阳，拜见了国民党元老、贵州参议会议会长平刚先生。由平刚引见省长周西城。当提出要在贵州筹建国民党组织，以帮助桑梓改革之意时，周西城大为不满，叫嚷道：“要党大家党，你拿出七百万个党证来，贵州七百万人个个都是党”。李益之当即声明：“必须经过考虑方能参加国民党，不能奉命入党”。张道藩亦据理陈词。周西城恼羞成怒，愤然说：“你们用少数压倒多数，太不公平”。虽然在场的平刚先生从中周旋，结果仍不欢而散，事后周西城秘密派人监视四人行踪。

会商不果,张道藩等四人商议，策动贵州不满周西城暴政统治的上层人士反周，在基层组织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并在四人各自的亲友中发展反周力量。李益之得其未婚妻之姐吴桂贞的帮助，以贵阳阳路小巷之家为广州代表的秘密联络处，把来往于黔穗、黔陵之间的秘电码译本交给吴桂贞保管。吴桂贞之夫罗宗英曾任周西城青年军需官，在李益之的影响下，联络军中有识之士。相机行事，还通过贵阳电报机的徐志明(张道藩的亲戚)、贵阳电厂厂长陈樵荪在电厂组织工人进行宣传活动，四人还投书外县志同道合的亲友，宣传北伐革命，指出历史发展之趋势，以及筹组国民党反对军阀之真谛。很快在贵阳各界掀起了一场反对军阀周西城的声势。

反周活动颇得人心，发展迅速，但张道藩的行动皆被周西城的谍报人员所监视。广州、南京与黔电报来往频繁，加之川黔滇军阀之间矛盾的加剧，触动了周西城的心病，萌发了要铲除张道藩等四人之意。平刚先生获悉情报，曾劝张道等人迅速离黔，以防不测，张道藩深知此情，一笑置之，认为：“大丈夫为国民革命，死何足惜”，活动一如既往。四月初，南京密电被周西城截获，|命张道藩携密电码前去接受盘查。张道藩据理回答：“这是中共党部来电，我们受命于中央，不能泄密于人”。五月，风传武汉共产党数人入黔。周疑窦顿生，又命张道藩交出密电码，张等四人坚持不理。在反周风潮的形势逼迫下，周西城十分惊恐震怒，下令抄捕粤方代表。并在吴桂贞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查密电码。其实，张道藩他们的密电码，就藏在吴桂贞脚下所穿的绣花鞋夹层间。

谍报人在吴桂贞家里捣腾以后，未获密电码，却意外的收到了李益之一札与省内外人士联系的信件。在一封给贵州凯里王晓林的信中说：“吾与獠势不两立”，周西城更为激怒，欲将李益之置于死地。

在搜捕中，黄宇人闻风逃匿。张道藩、李益之皆入罗网，尚在瓮安老家探亲的商文应亦被捕入狱，家庭倍受株连。

张道藩被拘禁于贵阳市内军法处，李益之被铐禁于贵阳螺蛳山的阳明祠内。在狱中，张道藩被提审拷问，五次受刑，拒不吐实。军法处有一个法官叫曾德阳，系盘县人，见张被打得遍体鳞伤，深受感动，予以很大同情，为免其受皮肉之苦，授计于张，何不来个《水浒传》中的宋公明江洲装疯，以便脱离苦境。在遭受了一次严刑拷打以后，张道藩昏厥复醒，语无伦次絮絮叨叨，遂得以暂缓用刑。李益之被捕，在审讯中大骂周西城，屡遭鞭抽棒打，火烙水灌，以至皮开肉绽，筋断骨折，奄奄一息。此时，他得悉周西城准备再次拘抄吴桂贞之密，恐其受害，即写信给平刚先生，请其取出密电码，将南京来电译为“国共分裂．四人可与黔当局，善为策防”。尽管如此，周西城仍不将此事放过。罗织了李益之“蛊惑学生停课，煽动工友罢工，联系共产党”等罪名，指使部属将李益之五花大绑，口塞麻布，拖到螺蛳山腰，用刺刀杀戮后活埋于乱石堆中，二十一岁。

李益之的挚友王晓林因信件株连，被递解贵阳，行至独山城外五里桥畔，不免击毙之运。由于平刚先生尽力保释，加之南京政府频频来电催促，要张道藩迅速返陵。周西城在滇军欲进犯黔境之际，不得不让张道藩“解释出狱养伤”。张道藩幸免于死，扮作一云游道人，黄字人化装成一卖油小贩，趁日落黄昏分别逃出贵阳。

出任宣传部

1942年4月21日，张道藩随蒋介石夫妇出访印度，在拜会“圣雄”甘地和总理尼赫鲁时，二人以印度宗教大礼相见，伏地滚拜，蒋介石夫妇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敬。张道藩饱读诗书，谙熟各国风情礼俗，急中生智，如法炮制，随之回礼滚拜，且应答得体，解开尴尬局面，受到双方首脑赞许。回国后，蒋介石称他“多谋应变”，不久即应命出长中央宣传部，是年四十五岁，成了国民党党部年轻的一位大员。张道藩在此任职期问，为实现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中、美、英、苏四大强国的构想，反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及东南亚的进攻，他定时发布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举行各种记者招待会，报道歼灭日军的战果，通报抗日战争的信息。1944年初，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慌乱，陪都震惊。张道藩奉命，以黔籍人的身份来到贵阳，负责做收容和疏散流民督导工作，发粮送饷，妥善安置抚济流亡群众，安定民心。尔后，他又辗转于滇、桂、黔战场。历时三个月，奔波千里，为难民，为侨胞和文化艺术界的同志竭尽心力。面对抗日军民的赞誉，他却谦虚地说，我算是为贵州人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家乡父老兄弟了。

张道藩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在他的努力和倡导下，创办了中央文艺协会、中华全国美术协会、国际文化合作协会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转折关头，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希望国民党当局不要打内战，与共产党搞好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蒋介石为之震怒，把张道藩叫去训斥了一顿：“中国的文艺社里，竟有人去参加共产党的进言签名，简直是岂有此理!”此后，陪郡文化界随着国共两党谈判的破裂，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次长艺亦长

1928年后，张道藩历任青岛大学教育长，浙江教育厅次长，内政部交通部次长，南京迁都重庆又膺任教育部次长，分别是蒋作滨、吴铁城、王世杰的副手。陈布雷赠长联相戏：

一次二次三次，是何其次也，岂真万不得已而求其次；

心长才长艺长，既莫不长矣，何不妨塌招事尽其所长。

“既莫不长，尽其所长”。张道藩不分主长次长，相遇而安，把心思放在著书绘画上，重庆小报曾以“张道藩不打翻天印”为题，以此赞扬他恭谦礼让的品格。后来，张道藩改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副主任，与主任陈布雷共事。他们二人一个会写，一个会说，相处默契。于是蒋介石“陈笔张口”二员干将之说不胫而走。

张道藩务政之外，还从事文学、戏剧等创作。从编剧、导演甚至到整台演出，均一一主持善谋，角色缺乏时，还以粉墨登场，即兴串演。在重庆时，有一次他串演一将军，服饰打扮均以蒋介石为模特儿，演得活龙活现，惟妙惟肖，蒋介石知道后还骂张太糊涂，怎么能将他的形象搬上舞台胡演呢?不久便以张与进步演员同台演出为名，撤了他的教育次长。

张道藩著的剧本有：《自救》、《自误》、《黑字二十八》、《密电码》等。另有文学随笔集《酸甜苦辣》等。从三十年代起，张道藩就提倡“新话剧”运动。他翻译出版过法国剧作家约瑟·叶曼的《第一次云雾》和世界著名作家嚣俄的《狄四狼》。借鉴名家手笔创作的五幕悲喜剧《自救》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上演，深得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一时掀起话剧运动的新潮流。

张道藩对绘画也颇具专长，对中西绘画作过专门研究，曾作画数百幅奇情自娱或赠友人，其画风严谨，浑厚朴实，色调明快，颇具风采。1926年在上海，他与一代画师徐悲鸿墨缘交往，以画会友，感情笃深，还举办了一次联合画展。话剧《自救》获成功后，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上台赠送花篮，表示祝贺。1942年张氏父母七旬寿庆时，徐悲鸿精心画了一幅“七鹊图”并配有恭贺的对联，以表达晚辈对长者的虔诚之意。平津战事紧张，张道藩考虑尚在北平的徐悲鸿的安全，致函托请去北平述职的原南京市长何思源。力劝徐悲鸿南下，以防意外，恳词说：“如果悲鸿兄决定了，请速来电，一切由我负责办好，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不用你操心”。

张道藩除了与徐悲鸿是挚友外，与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有往来：1946年秋，上海《文汇搬》登载了一幅《无题》漫画，内容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入跪拜一位银髯飘洒、拄杖而立的老者面前，毕恭毕敬，虔诚至极。这幅画画的就是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的事，虽有贬意，却有真情。在南京齐白石的寓所，由蒋碧薇引见，张道藩送上人参、衣料等礼品，跪拜在齐白石面前，行罢拜师礼，然后入画室参观。在场的著名书画家傅濡先生当场挥笔作画助兴。齐白石还在国府路香铺苔公寓联欢社举办宴会，邀请文艺界一百多人参加。陈果夫、余井塘等人也到会祝贺。齐白石精神矍铄，高兴异常，特别将张道藩与其妻郭淑珊拉至左右侧合影留念。师长情谊，山高水长，过后，齐白石画了很多画给张道藩，有两幅大红牡丹特送给张的女儿丽莲，题签是：丽莲小门生，大富贵亦寿考。张道藩依样画葫芦，临摹了几张，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

缕缕慈母情

张道藩世居盘县，青少年时期在故乡完成由启蒙至盘县南台山高等学堂的学业。因家贫无力继续到贵阳升学，1915年应易晓南之聘，到远距盘县百余里的普安县罐子窑小学当教员。1916年考进了天津南开大学。1919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到南开演讲，启发了他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念头。11月22日，张道藩从海辗转到了欧洲，开始了他历时七年多的留学生涯。1926年学成回国后，忙于国民党党务，很少回家。

1942年，张道藩第一次返抵阔别26年的故乡盘县，为其父母祝寿。

1944年1月5日至9日，张道藩奉命到滇桂黔一带宣慰归国侨胞，安抚文化界人士及群众，途经盘县小憩，顺便探望父母。旧历8月15 日闻讯父逝，由重庆珊瑚坝乘飞机到达昆明，改乘汽车回盘县，料理父亲张铭渠的后事。

1946年旧历8月21日，又奔丧办理母亲后事。张道藩痛失良母，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地定了一篇《祭母文》沉痛哀悼。1946年10月8 日的贵州日报予以全文登载。

慈爱的母亲，随时灌输张道藩做人处世的道理，培养了他忠厚勤奋的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母亲的恩德，一篇祭母文难以极尽，母亲的灵柩上山后，张道藩在墓侧大棚守灵七日。

张母之灵与夫合冢，葬于盘县美女山，蒋介石题字等“体寿归全”，以示哀悼。张道藩在办理母亲丧事时，一切从俭：祭文自写自念，出殡不用仪仗队，悼唁礼金一概婉言谢绝。对父母所遗留财产，除留部分交托族中亲友为祭扫香火之资外，其余均按男女平等之权分给诸妹，对旧时的未了婚事，也予资助，圆满解决。   

到台湾

张道藩1949年5月抵台，先后担任：中国广扩公司董事长，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华日报》社董事长并创建中国文艺协会及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在台北第一局中华文艺奖金获得者的座谈会上，就一些文学作品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有严重缺陷时，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文学的可贵，因为它写得好，如果写不好，何必刊载?而且小说文学对于人心的影响比论文大得多，所以要慎重”，以此纠正了评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952年3月11日，张道藩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院院长。一任就是十年。1962年2月，他因身体健康欠佳，五次申请辞职，终被批准。“自尽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辞职以后，张道藩潜心于书绘画，自得其乐，期间还把主要精力放在苦心营造建立的“张道藩图书馆”上。1965年，台北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命名的大楼落成时，张道藩向台北市市长李登辉提出：愿将“张道藩图书馆”全部书籍资料捐赠，张道藩图书馆后来改名为“台湾国立图书馆”，并在馆址门前塑张道藩像为纪念。

1968年8月，张道藩因患脑溢血病逝。

（选自《凉都文史》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