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时期的国营商业

何昭明

一、三线代号

1966年 7月，我们从贵州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贵州省商校毕业，由于“文革”原因，一直到1967年8月才分配工作。我们同届的14个男女同学，满怀建设“三线”的激情，服从组织的分配，先到汪家寨水城特区政府办公室，然后再去特区贸易公司报到。后来，我们被戏称为“8·0中坚”。

上班的第一天，贸易公司负责人之一的朱继忠同志(1942年参加抗战，离休老干，已故)，在有30多张办公桌的公司油毛毡办公室里，简略地给我们介绍了既行使地区商业局职能又有具体经营业务的“政企合一”的公司情况和水城特区概况……

当时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了保密，大单位都用别称代号，例如，水城发电厂“300号信箱”；水钢称“青杠林场”；水泥厂称“125厂”；水城矿务局称“大河农场”等等。位于汪家寨的地级地方政府，先称矿区，后称特区。

创建水城特区贸易公司的老同志们，是1965年9月2日从省级商业部门和省商校抽调来的，时称“9·2”干部，以郭玉龙（1946年参加革命，离休干部，已故)同志为组长，朱继忠、顾喜（1943年参加革命，现年已逾八旬)为成员，当时戏称为“三人团”的领导小组，负责水城特区商业系统的组建工作。

“9·2”干部，总共70多人，其中随军南下的老干部7人，最大年龄55岁。他们大都携儿带女，夫妻双双离开省城，扎根深山野岭，将人生最后的时光，献给了艰辛异常的“三线”建设时期的“油毛毡商业”。

二、深山特区

1967年的水城特区贸易公司及其仓库和所属的工农商店、蔬菜商店、糕点厂、食品站、照像馆、大众饭店等等，都集中于汪家寨的西山。除此之外，在西山“落户”的，还有特区政府（区长陈光道，副区长陈侠)及其工作部门，公安局及其消防队，文教局及其艺奇小学(戴帽初中)，粮食局、邮电局、武装部、计委等等。有水城矿务局(大河农场局长刘登仁、副局长刘善水)及其招待所和医院。还有一个紧靠贸易公司办公室、可供1O余行纵队同时“打饭”的油毛毡公共大食堂。西山成为当时特区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然而，这个“中心”除了特区政府办公的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外，就连有特殊消防要求的商品仓库和商店等，统统都是油毛毡建筑。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与西山相对的“东山”，除了有汪家寨洗煤厂外，还有经省教育厅、财政厅、商业厅批准，水城特区贸易公司协建，由1946 年参加革命、现年巳近八旬、亦是“9·2”干部的杨树华同志任校长的、恐怕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所油毛毡中等专业学校——水城特区商业技术学校，以及工农商店所属的油毛毡“东山门市部”和工人们居住的又矮又挤的油毛毡宿舍；“北山”是汪家寨平洞矿的煤炭开采区，堆满建矿井时挖出的废石、煤矸石之类；南面是东山与西山的开口处，有穿山过桥、直达“300号信箱”和二塘的层层铁路线。

东西两山之间相隔一片宽不过百米的田坝。一排排一层层的油毛毡房屋，从山脚到山顶，那些密密麻麻的油毛毡房顶，在夏天炎炎的烈日下，一片银白，闪闪发光，散发出阵阵燥热而又刺鼻的怪油味，令人眩目气闷；夜晚的油毡房内，依然热似蒸笼，再加乱飞乱叫的蚊虫，更令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冬天，长尺许的凌冰挂满油毛毡房顶的边沿，厚厚的白雪覆盖在房顶上，室内冷若冰窖，倦曲难眠。特别是冻得透亮的“柏油路”，又硬又滑又陡，走在上面，担心坐滑梯，更害怕摔到陡坡下的油毛毡房顶上，总让我们紧张得毛发直竖，提心吊胆。

但每当华灯初放，夜幕下的山坡一片辉煌。此时，竞似山城重庆，透出几分雄姿、气势和神韵。

在异地工作的同窗，时寄素笺，询问我们居于何地?复曰：深山里的“油毛毡重庆”……。由于未亲临其境，再加之莫名其妙的“三线代号”，他们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三、艰难岁月

我们来到汪家寨时，总算有油毛毡住房遮风挡雨，又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实在是有福气的。最艰辛的是那些“先遣军”们，他们初到荒山野岭，先得砍刺蓬、锄茅草、平地面，不折不扣地“风餐露宿”。

“老八路”朱继忠同志的两小间“夏是蒸笼、冬是冰窖、类似窝棚”的油毛毡住房，竟然搭在一座荒坟上。他妻子在食品站上班，每当深夜一个人在“家”时，有响声就想起坟里的死人，害怕得赶紧叨念：“你住你的，我住我的，俺们互不干涉……”

1969年，我们同届同系第一对喜结连理的是肖富全和王显光，他们的油毛毡“偏棚洞房”，就在他当保管员的五交化油毛毡仓库的“山花边”10来平米的空地上，用废楠竹为柱，以竹席为壁，用油毛毡加一层竹席盖顶，几个小时便“落成”。

油毛毡含“油”特多，火柴一点就燃。幸亏大家都清楚它的脾气，除了冬天用一小片来引火生炉子外，平时都异常小心。也许是老天保佑，那几年居然平安无事。

“9·2干部”和“8·0中坚”们，以及来自全省各地、正值豆蔻年华的88个水城特区商校的莘莘学子，就是这样同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异、习惯有别的10多万“三线”建设大军一起，品味油毛毡窝棚的气闷，品味物资紧张工资又低的艰辛，为了美好的明天，艰苦卓绝斗志昂扬奋战在荒山野岭里。

四、油毡商业

从省城抽调到水城特区的“9·2干部”们，在当时特区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为孙国民)的领导下，各尽其职。“三人”领导小组分工，由郭玉龙、朱继忠负责组建贸易公司本部及工业品批发部，主营百货、针纺、劳保、五金、交电、化工、糖业、烟酒、石油、医药、文化用品及医疗器械等工业品的调拨批发业务。由顾喜负责协调筹建除粮食之外所有“吃”的商品的经营机构工作。由陈冠英(1949年参加革命，已去世)、骈子发(1949年参加革命)、初守浩、郭万锁、王明德、李顺鹏、罗世林、李金山、汪平等同志，分别负责组建公司所属、独立核算的蔬菜商店(主营蔬菜的生产及干鲜菜供应)、糕点厂(即汪家寨糕点厂，后迁至西站，再演变为现在的六盘水食品总厂)、食品站(主营生猪收购、调运)、冷库（负责生猪的宰杀、冷藏、鲜冻肉批发供应。现在黄土坡康乐南路处的“冷库”，就是当时“遗址”)、大众饭店(主营饮食、照像、旅社、理发、浴池等服务业)和主营工业品零售的工农商店（下属300号信箱、东山等实行报帐制的门市部)、红岩商店(位于现在的大垭口处。下属朝阳——现六盘水师专处，大河、卢家沟、矿务局等门市部)、老鹰山商店(下属水铁、水煤等门市部及照豫馆、小河食品站等)、二塘商店、125 厂(即现在的贵州水城瑞安水泥有限公司)商店。    

我们到公司报到时，办公室是一间油毛毡为顶、毛竹编墙糊泥为壁、共容30多张办公桌，有60来平方米的房子(与银行办公室一分为二)，住的大宿舍，吃的大食堂，尽管蔬菜商店、大众饭店、糕点厂、工农商店甚至连仓库都是油毛毡建筑，但已经结束了风餐露宿的无电无水的状况，各项筹建工作均已基本就绪，业务也基本建成，黄土坡钟山脚下也修了4栋砖石结构的标准仓车，特别是位于现今康乐南路的冷库已开工……

当时正值“文革”初期，在短短的22个月内，从基建到必要设备的购买和运输；从500来个职工的招收、培训到上岗；从数千万元各类商品小至缝衣针大至保险柜等等上万种商品的调入、运输、验收、入库、记帐、付款、核价、上柜到开门营业……，真不知“9·2”老干们要排除多少困难，熬过多少日日夜夜，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才使特区商业伴随着矿区的开发延伸，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油毛毡到高楼大厦，在野岭荒山上诞生、崛起、壮大。   

如今，商潮涌流，百舸扬帆。“油毛毡棚子”油毛毡商业应当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理念亮点，一个房屋的纪念……

五、催人求索

由于“三线”建设的十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迅速汇集，再加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那时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每人每月二斤猪肉、四两菜油甚至就连豆腐之类都需凭证购买，而且，还不能保证随到随买；每人每月二斤白糖、一条肥皂，这仅仅是煤矿工人们才能享受的“劳保”；至于“随军家属”和机关干部等等，则要凭医院“病号”证明批条子或找熟人“开后门”。

那时没有菜市也没有农副产品市场。鲜菜、干菜例如粉条等等，概由国营商业“统购统销”，品种只有白菜之类的大路菜和凭票供应的“瘦筋筋”的猪肉。再加之供不应求，所以那时商业部门卖猪肉和卖菜的营业员很吃香，让人“羡慕”不已，虽说“后门”是个别现象，而且也天天喊“突出政治”，时时背毛泽东的“老三篇”，但还是收效甚微……    

单身来水城建设“三线”的人们包括“9·2”干部和我们这些没安家的年轻人，户口由“大食堂”统管，自然就无肉票和豆腐票可领，也免除了购肉买菜之苦，开饭时，用筷子“叮叮当当”敲着搪汤钵，排着长队，付一角伍分钱的菜票，在油毛毡大食堂的窗口处，就可买一个白菜炒肉片。那时的生猪和猪肉都实行“计划调拨”、“计划供应”、“计划价格”，以宰杀后的生猪第三片肋骨为测量处，膘厚三公分以上的为一级。当时由于人口粮还“按工种”定量供应，我等因为是“干部”，一月定量24斤口粮，尚有10来斤的缺口，哪里还有多余“饲料粮”之类?“特区”如此，“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便可想而知。因此那时的猪肉很瘦，大多都是“三

级”而且每斤销价才0.68元。所以 0.15元就可以买一个白菜炒肉片之类的享受。但那时县级干部的工资每月才50多块，我们工资每月才31.50元(“干不干三十一块半”)，因此，经常吃的还是0.05元一份的土豆片。

这些计划经济的“缩影”，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线建设大军艰苦生活状况，也反映了当时商品供求的现实；既令人没齿难忘也催人深思求索。

为了缓解物资供求紧张状况，公司没被“文化大革命”洗礼的“9·2”干部们，只得千方百计改善经营管理；按计划派专车从周边县调入生猪，从山东调入“白条肉”；从浙江请进菜农种菜并同时带进裁培技术和新品种；就连当时搞物价工作的笔者，也会同采购人员坐着大卡车渡轮两次，沿着中间还长草的公路，到边远的务川县去拉粉丝。

六、“元老”轶事

1967年8月先后到水城特区贸易公词报到的省商校66届学生，共3个专业14人，除公司本部留6人外，其余的分到蔬菜商店、糕点厂、工农商店、红岩商店、老鹰山商店等单位，安排在财会、统汁、物价、调拨、保管等专业性很强的岗位上。1969年，水城特区商校两个专业的88个学生毕业，也分配到特区贸易公司系统或供销系统，成为商业工作的骨干。

当时，我和同班的一名叫王俊玉的女同学，一起分在公司物价科。因暂时无办公桌，就同在一张三抽桌上办公。

物价科原来有3人。比我们先到的女同志年青漂亮名叫王素华。物价科的“元老”，一个从省石油公司调来名叫姚本清的“9·2”干部，别妻离女孤身一人；另一个从省医药公司调来，名叫马雪清的“9·2”干部，她别夫又带幼女更为艰难。他(她)们的名字都以“清”结尾，并都年过半百，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的专业理论水平，字也写得相当熟练刚劲；同时，又都提前发福，有很凸的“将军肚”和又白又有“双下巴”的国字脸；两人的办公桌都是漆得能照见人影、“新崭崭”的七抽桌，而且又并在一起办公。一上班，四目相对，凸肚相向，又白又胖。那些话幽默喜言笑的“9·2”老干们，戏称性格平和的他们为“两吨半”并时常逗趣，引得我们经常哈哈大笑，给“冬如冰窖夏似蒸笼”、30多人挤在一起的油毛毡“办公室”增添了不少生气和乐趣。至今仍令人难忘。

我在学校没学过“物价”，“两清”是我在物价工作上的启蒙老师。当时特区计委档案柜里有很多物价文件，我在工作之余，一面翻阅，一面归类并重点摘抄了三大本“物价政策”，既弄清了解放以来物价工作的历史，又大概明白了各个时期物价政策的演变，以及所有商业各公司的具体作价办法；既具备了核算各类商品价格的操作能力，又给搞好物价工作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后来，对“档案”竟情有独钟。还据此写了一篇“档案是黄金库”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档案》杂志上。

工作一年后，也许两位“元老”不愿承担物价科负责人的重担，竞鬼使神差地将我推到了物价科负责人的岗位上。后来，公司“革命生产委员会”根据形势需要，又将计统科和物价科合并为计统物价组，由计统科的负责人覃绍杰为组长，我为副组长仍负责物价工作。  

在那年月，两位“元老”都兢兢业业地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给我出半点难题。他们的豁达和开朗，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时至今日，虽然两位“元老”退休后，都返回省城养老并先后作古，但姚老师那“笑嘻罗汉”和马老师那“慈眉善目”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底。

七、特区物价

为了缩小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那时的工业品和农产品都实行“全国一价”或“全省一价”或“全特区一价”而且取消了“季节差价”，物价工作的政策性特强，就即使是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和一角钱一包的缝衣针，也被列为“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实行全国一价；药品、汽油、照像、浴池、“八大名酒”包括茅台、董酒、竹叶青、金沙窖酒等等，都实行全省一价；经我们物价科按全省统一作价办法包括尾数保留和收舍采用“三七作五，二舍八入”之法计算商品销价，或按上级通知调整的批发价、零售价，既要保密又要在全特区范围内所有的批发零售企业包括国营和供销社按规定时间统一执行，不得提前和推后。糕点厂生产的糖果饼干之类，也要按所耗费的主料、辅料、燃料、动力、生产损耗、人工

工资、经营费、出厂税等等严格核算出厂价和批发价、零售价，既控制物价水平，又使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在正常情况下，有合理的税后利润；饭店炒的菜，也要按所耗肉量、佐料、蔬菜、油盐、毛利率等等，按成本分别核定统一销价；白菜等“大路菜”的收购价和零售价，也要由物价部门统一核定；就即使公检法收缴的“非法物资”或在运输、保管、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残损变质以及近“失效期”的商品，也要由物价工作人员，参照所核算的正常商品销价，分别“按质论价”、一锤定音确定处理价。

这种严格的物价政策，既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也给当时的物价部门带来几分神秘和几许权威。

八、触景生情

当时特区正处在百业待兴、艰苦创业时期，我们没有电话，交通很落后，既没有短途客车，更没有“公汽”、“中巴”和“的士”。要管理好从汪家寨到小河铁厂这一长达近百里的商业物价，颇为困难。于是我们就要求配一部自行车。经公司“三结合”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慎重研究，同意购买一辆上海“永久”轻型单车，我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体现了“头头”对物价工作的重视，在当时，单车极其紧张，在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辛的情况下，实在是“水城特区”的一个破例，其意义不亚于现在一个县级局第一家配备一辆“反帮皮鞋”的北京吉普。

有了这部“洋马儿”，我便在平路和下坡时骑着它，上坡时推着它，沿着坑坑洼洼“一路行车一路灰龙”的公路，不时到分散在近百里所属商店去处理残损变质商品，去检查明码标价和价格执行情况，既名正言顺地逃脱了“戴藤帽扛锄把”的“文攻武卫”之苦，又能顺理成章地成了“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典型逍遥派”。同时，也使我能乘机搞些调查研究和学习，为后来在《贵州日报》、《贵州投资研究》、《贵州价格研究》、《西南价格报》、《西南物资商业报》、《广西物价》、《中国经济文库》等省内外十余种报刊上发表五十八篇论文，并多篇获全国、省、市奖和400余篇通讯报道等提供了素材和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也乘机“公私兼顾”，顺便到近百里之外的水铁商店去探望现今的老伴当时的恋人。

一天，我孤身一人往返于大垭口时，不禁“触景生情”，填了一首“春晓曲”，词曰：

晨风拂拂爽袒胸，黄雀呖呖绿树丛。火轮光天，初露东，彩霞朵朵缀碧空。谁言单车把人骑?只因不悟迎晓风。蓦然回首山下景，谁舞银绸翠浪中？

其实，那时的公路全是弯弯拐拐包包凸凸的沙石路。一出太阳，“尘埃落定”一过车辆一路灰龙；每逢大雨，路面黄水横流，山上泥石又被冲到公路上；山岭光秃，河水又黑……，那有词中美景？不过，当时的“情”是真的，“景”却仅是我的希望。

九、钟山脚下

1970年下半年后，水城特区贸易公司陆续分出五交化、糖烟酒、食品、石油等专业公司，我随“老班底”组成的百货(含针纺)公司从汪家寨搬到黄土坡，成为继筹建原贸易公司冷库职工之后的第二批黄土坡居民。

那时的黄土坡，除了位于现今康乐南路西侧食品公司的冷库和两小栋石墙水泥瓦的小平房外，剩下的就是原贸易公司的突兀平岗、形如覆钟、雾罩云绕的钟山脚下修建的4栋石墙水泥瓦仓库和两栋民居瓦房。其余之地，概无人烟，到处散落些刺篷、茅草丛和裸露的石头。两尺来高、宽窄不等的苞谷地，两座坟墓，俯卧其间。一到夜晚，冷风飓飓，雾气茫茫，虫声叽叽，漆黑一片，更加空旷凄凉，好在当时已从铁路机务段的“列车发电厂”接来了电源，同时又在现今市农业局的后面修建了一个水池，抽出花渔洞的水，结束了先用人挑、后用马车拉以供生活及施工用水的艰难局面。

“老班底”组建成水城特区百货公司，由原贸易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郭玉龙同志任笫一任经理。与支援“三线”建设、留在百货公司的“9·2”干部们一道，在黄土坡的钟山脚下的两栋油毛毡房内，兴致勃勃地安营扎寨：把房子用竹席隔成8平方米左右的“单间”，4人住一间。虽说把4张单人床一摆，中间仅剩l米多的过道，但比之在汪家寨几十人住的油毛毡大宿舍，无疑已大有改善……

该成家了，领导优先照顾我两个单间。可惜，那油毛毡房是修冷库时留下的工棚，四壁亦用竹条编就再糊上泥巴，已百孔千疮，个个孔明。但我依然兴高采烈地到西站糕点厂要来两卷计20床竹席；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用同学们找来的白纸一糊，竟也焕然一新。父母从贵阳给我们买来一张两抽桌；我将在汪家寨时使用的单人床搬来；公司大众饭店的陈冠英经理又给我们两个独凳，我们的“洞房”还很有模样。

接待亲朋同窗之余，与妻坐在家门前，既可倾听螳螂们在玉米林中轻吟，又可笑指彩蝶们在刺藜花蓬上飞舞，还可遥听钟山南面稻田里的青蛙们一声声一阵阵地对唱。然而，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害怕蛇的“光临”。

一晃，三天婚假已满，只得忍痛割爱送妻返回工作单位。沿着黄土坡的“蛇形”小道，迎着蒙蒙细雨，踩着粘鞋的黄泥，拉着路旁两尺来高的灌木或茅草，历尽摔跤和“坐滑梯”的风险，好容易才将妻送到七十三也就是现今特区岔路的公路上……

百货公司迁至黄土坡半年左右，大概是1971年上半年，按国务院文件精神，撤销水城县合并成水城特区，商业各公司亦对口合并。为解决两地分居，妻这时也从老鹰山商店调到水城特区医药公司工作。于是，我们告别了居住仅半年但却令我终生难忘的油毛毡“洞房”，搬到位于场坝的医药公司新修的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从此，我们也包括整个水城矿区，基本上都先后告别了“三线”建设时期刻骨铭心的油毛毡建筑。煤炭、钢铁、水泥、电力四大支柱产业相继建成投产，既为六盘水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又给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画上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句号。

十、万家灯火

独立阳台，举目一看，35年前住于夕烟缥缈的钟山脚下的油毛毡“洞房”，早已被一栋8层高的大楼所代替而无影无踪。放跟一望，夕阳西下，彩霞飞舞，使这座“朝霞夕阳映西东，金光闪闪似覆钟。世间有谁能撞响?宏声悠悠撼太空!”的巍峨钟山，更加崔嵬青翠。经过改造后的钟山大街，高楼栉比，绿树成荫，芳草萋萋，更加祥和，更加靓丽。夜幕降临，耸立在钟山大街生态隔离带的初放华灯，就如乳色巨龙，在两侧人行道银灯和霓虹彩灯的映衬下，摇头摆尾，看不到尽头……昔日古老空旷的黄土坡，在融融月色里，光芒四射，已成灯的海洋……

望着万家灯火，迎着柔柔晚风，回首历数，在如火如荼的“三线”建设中，为“油毛毡商业”风餐露宿的“9·2”干部们，退休后，大多都回到省城养老，有的久断音信，有的已含笑九泉；健在最大年龄，已年近9旬，银发皓皓。想到这些，我的心灵不禁阵阵悸动……。我衷心祝愿健在的他们惠风和畅，生活愉快，银发生辉，健康长寿。当然，我也真诚的希望，能通过这篇丑陋的文字，从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再现西部大开发的前奏——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情况和“三线”建设精神。同时，我也想以这份殷切的思念，谨奉给为了美好的今天，在38年前，就献身于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当时誉为十万“大军”的人们和给我不少关爱已离开人世的良师益友们……

（选自《凉都文史》第九辑）